当下性焦虑与虚伪的材料本位主义有关青年创作(2)

在这类“虚伪的材料本位主义”案例中，作者及其作品没能呈现出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当下经验与当代精神间的相互生成、互为因果。其经验皮囊或许是十足“当下”的，但这种“当下”有时更像是表层装饰(譬如一件外套、一副耳环)，而与文学本身关系不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除此之外，更严重的负面效应是，当这样的作品被大量推出，并且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肯定，它们其实会对相关经验材料本身的诗学可能性造成损伤。虚胖的材料铺排、千篇一律的意象冲击、对经验表象的廉价物理性提取……这一切正在透支相关经验的美学刺激性及历史刺激性。它会使读者变得麻木，从而也无形中败坏了经验自身的美学效力，扼杀了文学自身的生长空间——它会使日常经验的大片领域，在诗学意义上变成了过度耕种后的盐碱地。当下文学界对日常经验书写的反拨之声、对总体性缺失的责难等等，不能说与此完全无关：各种隔靴搔痒、交叉复制、皮笑肉不笑的生活内容铺排，难道不是对日常经验书写的自我污名化么？

二

此种困境之所以出现，背后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前提般的大背景是，这个时代的确不好写。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不稳固、表里皆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卢卡奇认为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头顶的星空就是人们脚下的地图(卢卡奇《小说理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关于此，希利斯·米勒曾经从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出发进行过阐释，他认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神已隐没的语境之中，留下的只有孤独的自我和相对的历史主义世界(希利斯·米勒《神的隐没》)。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具象经验与抽象心灵间的联结方式也往往是滑动的、存疑的，甚至是随机的、虚假的。然而这不是我要在此要展开谈论的话题，我们暂且把它留给鲍德里亚、费瑟斯通和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好了。世间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都是双向的，我要谈论的不是时代的原因，而是作家的原因。而这原因在我看来至少有三重。

第一重原因首先在于，作家，即便是青年作家，其对新的时代经验有时并没有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般熟悉。就拿“都市”举例子吧(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新的时代经验”与“都市经验”两个概念间有相当大的面积重合)！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加速，其实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间的事情。大量极具实力的作家其实对城市生活(当下新经验最具代表性的载体)缺少那种潜意识般的熟悉。2014年，张定浩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城市小说是那些在一个城市读过小学的人才有可能写好的小说”(张定浩《关于“城市小说”的札记》，《上海文化》2014年11期)。似乎说得有些武断，然而若我们将此理解为一种文学修辞，其道理无疑是对的：他所强调的其实是一种生命本能般的熟悉，犹如莫言那一代作家熟悉土地一样。这种本能般的熟悉乃至潜意识中的生命同构性，在今天的作家中，其实并未充分普及。而对新经验的不熟悉，其实可以在文本中体现为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症候。第一种不用多说，那就是“不写”：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不熟悉的东西我绕过去！大有深意的是第二种，那就是“炫示性书写”，或者说是“过度书写”。这其实是“不熟悉”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镜像投影：只有“他者”和“异物”才是有炫示价值的，当作家以炫示的方式书写新的经验、新的物象，其实恰恰反向地说明了这些经验和物还没有真正成为自身的血肉组成部分——它依然是“不熟悉”的并因此充满了刺激性的气味。一滴水落在滚油中会爆炸，但水在水中不会炸，油在油中也不会。那些炫示性的笔触背后，有时其实埋伏着一群乔装打扮的疯子，他们身披不属于自己的奇装异服，想以此给自己的正常人同类制造惊吓。当然事情要分开讨论，“炫示”、“装疯”有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例如卫慧、棉棉笔下的上海夜生活。在那一代所谓“‘70后’美女作家”的历史语境中，都市夜生活的确是新鲜出炉的怪兽，诸如“摩登”、“新新人类”这些在今天看来充满老照片般怀旧感的词汇，在当年具有十足的刺激性。这是卫慧、棉棉们“炫示”、“装疯”的资本和历史合法性所在，她们神经质般迅疾而混乱的话语暗示着新的话语世界，她们走在“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上犹如走向新历史的大门，就连那些地图般散布着欧美国家名字的性爱经历也可以被阐释为“全球化时代的身体隐喻”。但是今天，如果有谁还以这种方式来创作小说，就不得不冒上被毒舌评论家斥为“傻帽”或“土鳖”的风险。举一个再切近不过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洋酒还是具有象征性甚至仪式性的物件，那时那个名叫李壮的评论者还处在能够在街边大树根下公然撒尿的年纪；而在十几年后，李壮会在大学宿舍的破橱子里常备一瓶杜松子酒，并在每一个上完自习又累又饿的夜晚祭出一种丧心病狂的宵夜吃法：吐司面包抹老干妈辣椒酱，配上一杯杜松子酒。在这样的场景中，我喝下一杯杜松子酒如同路边的北京大爷“吱溜”嘬一口二锅头，它的诗性于我当然不再是仪式性的而是日常性的。然而直到今天，关于当下生活的诸种符号表征，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仪式性炫示”居多、“日常性渗透”较少(当然“日常”原本就比“仪式”难写)，许多作家的笔触在努力多年之后依然未能刺穿经验表层的表演型铺排。从《上海宝贝》到《小时代》再到如今的种种当下题材小说，我所看到质变似乎并不如预期中的多，作家经验结构、认知结构在历史时间层面的相对升级滞后与此不无关系。

文章来源：《功能材料与器件学报》 网址: http://www.gnclyqjxb.cn/qikandaodu/2021/0509/8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