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性焦虑与虚伪的材料本位主义有关青年创作(3)

第二重原因，在于审美逻辑的惯性。之前读到青年评论家贾想一篇谈张枣的文章，里面有一处细节很有意思：在一首诗中，张枣写到了地铁。地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都市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地铁的物理形态和运行节奏直通都市文化的内在气质核心。但张枣最后写出的诗句，却是形容自己在一张哆嗦的桌子前给爱人“你”写情书。对此，贾想这样评说：“张枣一接触人造世界的现代意象就被挫败了。比如写地铁，他完全将地铁变成了一间写情书的移动房间：‘蛰到一张哆嗦的桌前给你写/情书’。这个房间在诗的结尾慢慢虚化，最终和诗人的内心融为一体：‘当我空坐床头，我仿佛/摸到了那驰向你途中的火车头’。一个复杂的钢铁意象被软化为抒情的幕布，成为装饰性的背景。可见，张枣对地铁本身这样的现代物象是无感的。他这首诗看似是咏物诗，其实巧妙地绕过了物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对二人关系的抒情当中……胃口极为挑剔的张枣，慢慢意识到了自己并不喜欢这些粗粝的、难以消化的现代意象”(贾想《是死去的张枣在使你不死》，《北京青年报》2018年3月9日)。诗人潜意识里恐怕还是觉得，地铁以及摇晃的都市生活，比不上纸质情书和镜中的“你”更具有诗的力量。这种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性。“春风得意马蹄疾”是诗，难道大雨天里送外卖的摩托车就完全没有文学性吗？“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诗，难道手电筒和LED灯就不能入诗？文学绝不是那么狭隘的事情，狭隘的有时只是作家自身的审美惯性，或者说耽溺于意象舒适区的惰性。故而有时我们的作者看似使用了大量材料，但文本的精神内核、情感生成方式与这些材料却是无关的，材料在根子上并没有进入作者的审美表达“词库”或者说“想像谱系”：当他们说“地铁”的时候，其实是在说“黄花梨木镂空雕花案几”。

第三重原因，则更多与技术或功力相关：有些时候，作者没能把那些新经验新内容融入故事结构、乃至化作结构本身；一切外在的景观，没能够经由艺术之功生长成人物的精神景观，因此也就无法提供时代精神的内在参照系或隐秘指向。这样的故事未必不是好故事，但毫无疑问，它不是一个真正当下的故事。或者可以这么说：是作者没能把它写成一个真正当下的故事。此种征候有不同的体现类型。有时，它表现为“气力不足”，例如孙频201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松林夜宴图》。这篇小说总体来看是一部不错的作品，但让我感到遗憾并略有诧异的地方在于，作者对于父辈祖辈经验的虚构处理显得从容不迫、诗意充盈，对于自己同时代人生活的处理却有些慌乱无力，以致无法将其很好地嵌入主体叙事结构之中。也正因如此，小说前后两部分出现了较为突兀的分裂，当下经验因其过度的切近性，使得作者在提纯梳理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过于繁多、过于真切也过于强悍的当下生活图景如漩涡般使小说家失去了方向感，她被经验主导和支配了而不是相反，经验的碎片(包括由此构成的情节支线)以不太可控的方式被甩出了故事的框架结构。当那些年轻的身影寻寻觅觅地走上前台，我看到小说的细节越来越真切、内容越来越充实，作者的气韵反而越来越虚弱下去，感觉不是写作者的声音在统领指挥经验，而是经验随时可能吞没写作者的声音。最终，作者不得不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去展开强行的归拢和提纯、把纷繁复杂的时代生活图景同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理想或者说理念强行结合在一起，她试图以此重新找回叙事的方向感。于是，情感彷徨与欲望放纵、略带病态的性爱和亲密关系，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浓烈的孤独感、宿命感乃至献身情怀，继而又同国家民族的历史创伤似是而非地结合了起来。问题在于，即使是写宋庄、写文艺青年的欲望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地写？如此般悲怆、自我陶醉、强行赋予诸种宏大阐释隐喻的写法，其实会同时消解了经验和观念这两者，也暴露写作者自身的不自信；它把作者试图强行掌控船舵的略显狼狈的身姿如实展示给了读者，我们仿佛能够隔着纸页听到作者正透过主人公的行为竭力呐喊：你看我其实是在写历史创伤，我是在写扭曲与孤独啊！

还有一些时候，这种征候表现为“意图不清”：作者对时代经验的采撷提取是在一种自发的、本能的、随波逐流式的状态中展开的，其收束便难以避免地陷入到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境地，以至于在无力的漫漶中消解了自身。例如周李立的《黑熊怪》——同样是一位比较成熟的青年作者，同样是一篇整体在及格线以上的作品，我认为在这种语境下拿纯粹的烂作者烂文本作为反例开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认为这篇小说代表了当下颇为常见的一种“猜谜”式的写作。这类写作，会把“谜面”打造得丰富、多元、精致，继而指出(至少是强烈地暗示出)“谜底”的位置，但却故意省略了“解谜”的环节。小说写一对白领夫妇，在一个周末去厦门参加好友婚礼并顺便度假，然而从计划出行一直到开始度假过程中，这对夫妇就一直在为一些似乎莫名其妙的生活琐事而纠结拌嘴。这些生活琐事的背后，当然会有生活中一些更抽象也更根本的矛盾存在；而故事的主体内容就是这两人各种磕磕绊绊，各种事想解决又解决不了、许多话想要说但又说来说去说不清楚。小说的最后，是二人在下榻的酒店里遇到一场展销会，一位工作人员穿着一身黑熊怪(熊本熊)的公仔装。女主人公此时忽然迎来了情绪的爆发：她冲向这个巨大的黑熊公仔，与这个可能是她丈夫(丈夫在刚入住酒店时，为了讨好她借穿过这套公仔服)、但更可能是陌生人的“黑熊怪”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客观地说，小说在日常经验细节的刻画、在对当下大都市个体内心的紧张焦虑状态的表现上，做得比较到位。“比较到位”，横向比较打个七八十分，这本身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好说。我想要多说两句的是小说的结尾，也就是小说对经验材料的收束方式。重压之下的个体，向一只巨大的熊本熊公仔索取拥抱，向一个很可能与自己无关、始终看不到真实面目的陌生实体寻求安慰……这其实是在一系列极其现实，甚至带有庸常现实主义色彩的经验铺展背后，加了一个带有些许超现实色彩的象征主义结尾。熊本熊公仔意象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阐释性，它与当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青年亚文化话语体系间都能够建立起宽阔的互释空间。考虑到以熊本熊为主题动图表情包的广泛流传及对青年人社交生活的充分介入，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具有某种时代生活的文化符号色彩。由此来赋予故事某种内在的价值隐喻、切中当代青年群体内心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这自然是行得通的；黑熊怪的陌生拥抱背后，似乎也藏有某种精神慰藉的可能。但实际的问题在于，这种精神慰藉是什么、来自哪里、究竟是本质性的还是随机表演性的、它的结构机制乃至悲剧性或虚假性何在，作者未必能够想清楚、说清楚。唯一清楚的是，“黑熊怪的拥抱”这样一种收束方式，能够留给读者一种思考、一串联想。于是，经验富足的“谜面”写好了，“谜题”看上去也很有料，然而“谜底”却似乎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只能由读者自己去猜。这是当下写作图景背后近乎习焉不察的隐患：诚然现代小说可以是一场不知所终的旅行、一次不求解答的发问，但无论如何，答案和终点的缺失也应是一系列探寻之后无奈又必然的安排(由此缺失将成为另一种形态上的充实)，而不能从一开始起便预留为感性漫漶后的敷衍方案——正如材料的堆积不能仅以自身为目的一样。

文章来源：《功能材料与器件学报》 网址: http://www.gnclyqjxb.cn/qikandaodu/2021/0509/8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