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9)

4）多功能高水平协同阶段。后工业社会时期，经济发展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消除贫困、食品质量、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受到广泛关注，乡村的多元功能价值受到重视，乡村田园生活、旅游休闲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追求的目标。城乡联系加强，乡村地区由生产性空间转向消费性空间，乡村生产功能总体得到提升且内部组合结构发生变化；乡村住房、交通、通信等基本条件大幅度改善，乡土文化保护力度增强，乡村生活功能增强；在一系列政策干预下，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生态功能提升。总体上，这一阶段的乡村地域多功能内涵得到不断扩充，体现社会个体需求的功能内容日益丰富，多功能呈现复合发展趋势，最终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多功能高水平协同的阶段性特征。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分割到融合的转变，农业农村发生巨大变革[23-25]。乡村地域系统发生剧烈转型与重构，乡村多功能共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总体上，中国乡村多功能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图1）：①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是中国乡村发展发生剧烈波动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变革历程，乡村发展较为缓慢，乡村功能总体呈现弱功能低水平的特点。②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改革全面展开[2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产品统销统购等农业农村政策推行，乡村成为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乡村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发达地区的乡村工业逐步取代农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体[27-28]，乡村水利、道路等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开始得到发展，是中国乡村多功能的分化发展阶段。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10年代初期，国内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城市，乡镇企业发展优势下降，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向城市大量转移，乡村空心化、贫困化及生态环境恶化[29]等问题凸显。尽管耕地保护、生态农业等开始收到关注，但乡村生态价值与生态功能仍未得到充分重视，人口大量外流的局势尚未扭转，总体呈现多功能相互冲突的阶段性特征。④21世纪10年代初期以后，美丽乡村、精准扶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乡村振兴等政策先后推行，城乡等值化、乡村生活质量等议题开始受到关注[30-31]。部分发达地区的乡村已经呈现多功能高水平协同推进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征为乡村工业生产进一步向城镇和园区集中，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观光等功能快速增强，乡村住房、道路、教育、医疗、通讯等生活保障功能明显改善，乡村文化价值受到广泛重视，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展开，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图1 中国乡村多功能演化历程Fig.1 Rural multifunctional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

经济发展阶段与水平制约着地域多功能的实现程度，而区域差异性是形成地域空间多功能的基础[20]，因此，地域多功能具有一定的时空异质性。不同区域环境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乡村供给条件的地域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乡村多功能演化的空间差异性。这种空间差异性突出体现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近城区与外围区、平原区与山地区之间的空间分异，一般来说，发达地区、近城区、平原区等区域能够为乡村多功能提供良好的资本、设施、市场及空间支撑，是乡村多功能演化的优势区；而欠发达地区、外围区、山地区则因自身供给条件的不足，对乡村多功能演化进程产生抑制作用。

1.3 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动力机制

乡村地域功能演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不同演化阶段的动力因子具有明显差别（图2）。乡村多功能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在乡村地域既有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结构等本底条件上发生的，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时期，弱功能低水平的阶段性特征是对传统乡村薄弱发展条件的反馈与响应。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与机械化成为驱动乡村功能分化的主要因子，乡村工业、手工业及基础设施得到迅速发展。工业社会后期，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加上现代化、市场化的影响，乡村地域爆发环境污染、文化衰退、人口外流、资源浪费、地方性丧失等一系列问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冲突加剧。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资本、技术、人口等资源要素向乡村的流动性加强，乡村地域成为全球生产与消费市场的重要一极，迫切需要多功能的调整与优化；城乡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提高，乡村文化、生态等功能诉求上升，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政策制度成为推动乡村多功能协同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

文章来源：《功能材料与器件学报》 网址: http://www.gnclyqjxb.cn/qikandaodu/2021/0218/374.html